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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解放提振了民族精神
发布时间:2019-04-22 15:13

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,要使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。他在延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,曾两次组织学哲学用哲学。黑格尔有一句名言,“教给哲学说德语”。德国的伟大诗人海涅说: “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,因此哲学变成一件民族的事业。”我认为围绕改革开放,哲学在三个方面的解放,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。
一是围绕真理标准讨论的哲学解放。本来,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,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甚至常识。为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在党内和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呢? 主要是因为要从本本主义、从“两个凡是”中解放出来。毛泽东同志在《矛盾论》中根据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指出: “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,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。”真理标准讨论,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一步的普及和强化,使注重实践升华为新时期的民族精神。
二是围绕发展动力的哲学解放。邓小平同志讲, “鼓励试、允许看、不争论”,着眼于激发基层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。习近平总书记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深刻指出:“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,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。”在改革开放实践中,放权、松绑,鼓励大胆地试、大胆地闯,这样一些概念和说法出现的频率很高,在党员干部中有广泛的共识,基层和人民群众的创业、创新热情受到鼓励,成为时代风尚,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改革开放前,个人和基层的创新创造,受到很大的抑制,那个时候的理论依据是“一大二公”。按指令性计划安排,由企业和集体组织生产的,便是社会主义的;大家在一起,由上至下有组织地生产劳动,才能有效率,才能有创造,平均分配才是最公平的;企业和生产队没有自主权,个人的劳动和工作岗位确定后,也没有通过竞争再选择的机会; 在计划外开辟新的生产门路,或者搞多种经营,就是搞资本主义;不允许个人经商办企业。
三是围绕内因与外因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解放。毛泽东同志在《矛盾论》中说: “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,内因是变化的根据,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。”他还介绍和分析了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。德波林认为事物一开始只有差异,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矛盾,矛盾发生前,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是外因。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德波林的唯心论,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,并指出,党内的教条主义受到了这一学派的影响。我认为,注重内因与外因的对立统一,应该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,但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,一开始思想认识也不是完全统一的。一种观点主张开放就要全盘照搬,不讲以我为主;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外开放是资本主义化,民族产业也得不到保护和发展。对此,40年来的对外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作出了有力的回答。从内因方面讲,我们坚持独立自主,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,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,坚持互利双赢多赢; 从外因的角度讲,我们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,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,包括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性合作,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化,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贡献。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民族,积极主动地学习与运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,并为世界做出新的贡献,这是生机与活力的彰显,是智慧与力量的表达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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